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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博鳌腾讯晚宴 | 顶层重构和贸易战下激辩中国海外投资趋势

2018-04-11 13:03来源:中国网责任编辑:西格夫里 网友评论
  4月9日,腾讯新闻原子智库和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联合主办了主题为“顶层设计下的中国金融与贸易未来”晚宴,包括腾讯公司副总裁陈菊红、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朱民、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林毅夫、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屠光绍、WTO首席经济学家Robert KOOPMAN在内的二十余位重磅嘉宾出席了晚宴。在主旨演讲与对话环节中,与会嘉宾就中美贸易大战到底有多严重、对外投资与引进外资如何双轮驱动、金融开放中的风险如何防范等话题,展开探讨。主旨演讲与对话环节由朱民主持。
 
  激辩贸易战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张宇燕首先提出一个技术的问题,贸易战的定义是什么?贸易摩擦、贸易冲突和贸易战这几个概念有哪些区别?
 
  在Robert KOOPMAN看来, 贸易战的说法不符合全球的常规理念,因为大家都是WTO的成员,根据WTO的规则,成员之间可以互相进行报复,这也是他们解决争端的机制之一,但一切都要合法,要由独立的第三方来评判。“贸易战都是在规则之外发生的,只有贸易上的纷争规模很大,而且超过规则了可以叫贸易战。”
 
  他进一步提到,目前中美受关税影响的贸易额约2000亿美元,占两国总贸易额的1/3,这是一个相当大的体量。
 
  Robert表示,特朗普政府并未通过WTO来解决贸易问题,而是动用了301条款。可能的原因是特朗普希望复制20世纪80年代的美日贸易态势。当时,美国政府通过强有力地调整美日之间的贸易关系,有效扭转了美日间的贸易态势。301条款是美国贸易法中有关对外国立法或行政上违反协定、损害美国利益的行为采取单边行动的立法授权条款。
 
  在林毅夫看来,中国和美国之间的贸易冲突,或者是美国和其他国家之间的贸易冲突,触发的因素是美国的贸易失衡,其问题的根源在于美国储蓄太少,以及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使得美国可以永远承担贸易赤字。但是特朗普坚持认为美国贸易赤字的症结是由中国和其他国家造成的。
 
  波士顿咨询公司全球主席Hans-Paul Burkner则提到,贸易赤字绝不可能通过增加关税来得到解决,增加其他国家的关税,并不能提高美国的储蓄率。美国同时需要解决一些宏观和微观层面的问题,这才是出路所在。
 
  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紫光金融学院讲席教授鞠建东认为,无论中国是不是有知识产权保护的问题,或者中国市场是不是足够的开放,这些都是可以谈判的,美国应该乐见中国的发展,而中国也应该乐见美国的发展,因为中国美国的发展只会带来双赢的结果。如果一个国家要损害另一个国家的发展,这是无法谈判的。
 
  资本的双轮驱动
 
  在贸易摩擦的背景,孙冶方经济科学基金会理事长、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顾问李剑阁认为,美国人在贸易逆差的问题上愤愤不平,其实很快我们的资本项目会出现逆差,对外投资会多,对内投资会少。
 
  同样坐在此次腾讯博鳌晚宴上的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CIC)副董事长、总经理屠光绍也认为,中国目前的资本流出和流入,已经变成支撑中国跨界资本的双轮驱动,一方面引进外资,另外一方面输出我们的资本,这个双轮驱动代表了中国融入全球的新特征。
 
  在海外投资未来的主体会发生怎样的变化上,中国民营企业的代表,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说,现在国有企业仍然是中国海外投资的主力,但今后民营企业会赶上,甚至超过国有企业投资。
 
  基于这一判断的是,国企目前的现状。嘉宾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Nicholas Lardy称,自从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有两件事发生了,在中国经济有两件不利的事,首先国有企业的业绩是迅速下滑。”
 
  Nicholas Lardy谈到,自从金融危机以来,国有企业的业绩,收益已经下滑了60%到70%,以前它们的收益能够达到7%,现在国有企业的收益率只能达到2%、3%。
因此Nicholas Lardy认为,应该做出更多的改革,通过改革能够解决国有企业业绩不理想、不景气的问题。
 
  林毅夫也认为,中国毫无疑问是需要消除各种各样的市场扭曲,让市场充分运转起来,尤其是充分发挥企业家的创新精神。
 
  在林毅夫看来,“中国在科技、体制建设方面有很好的机会超越发达国家”。
 
  林毅夫给出的理由是,因为中国人口众多,并且有很多的人才,所以中国在某种程度上创新能力更强,而且中国有着庞大的市场。所以这些创新可以在国内竞争,只要在国内市场上站住脚,之后就能在国际市场上竞争,这对中国来说是一个机会。
 
  金融监管不能管死
 
  全球化带来风险的传染性,使得金融监管需要面临不断调整,防范金融风险也成为一份考验尺度拿捏的工作。
 
  “金融促进了经济发展,也汇集了风险”;反过来,过分防范风险,又可能阻碍经济发展。中国进出口银行前行长李若谷说出了他的担忧,这位银行家表示,全球化与科技进步从不同侧面影响了监管。
 
  在他看来,加大金融监管力度,提升了监管成本,也限制了一些银行和企业的正常经营。这些严苛的监管规则,甚至可能加重金融风险。李若谷举例说,正常企业借贷经营,监管“非要要求先把贷款还了,再去借新”,过桥资本就有可能是高利贷。
 
  李若谷表示,理想监管模式与客观发展需要之间需要寻得平衡点,“要兼顾”——既要防范金融风险,又不能管死。
 
  亚洲开发银行副行长格罗夫(Stephen Groff)也提到了相同的观点,在他看来,金融监管“不要太冷、也不要太热,恰到好处就行。”具体来说,监管部门需要追上金融发展的速度,不仅要依赖健全的宏观经济政策,还要采用健全的宏观审慎监管框架。
 
  格罗夫认为,在制定监管政策的过程中,需要区分“脆弱性”与“风险”——这二者的处理方式全然不同。例如全球互联互通可能带来脆弱性,导致风险的传递,但互联互通本身不是风险;再例如,货币联盟带来了脆弱性,但只在管理不佳时才会出现风险。
 
  中金公司前副总裁兼首席执行官朱云来提到,回顾金融危机以来,各国为了应对金融危机,信用长期都很宽松,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创造了大量货币。形成了过度的流动性和过度的投资。
 
  朱云来表示,货币供应一旦被创造出来,就始终在经济中运转,“第一笔贷款拿到钱给了供应商,而供应商又给了下一级供应商…不断的投资循环很容易造成过剩。”
 
  这位金融专业人士说,要解决这个问题,就需要建立一个科学且系统的风险识别框架,以兼顾发展与风险两个问题,“既让企业有足够发展的空间,又能将风险控制在一个可以承受的范围之内。”
 
  之后,全体与会嘉宾就上述话题展开了精彩的开放讨论。开放讨论环节由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副院长周皓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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